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，他寄回家里的钱，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。

　　从军之后，他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，大率在一百两之数，低于他清苦的京官时期

　　张宏杰：

　　清华大学博士后，著有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

　　因为湘军军官待遇很好，不用刻意贪污，即可发家。如李续宾是湘军中的清廉之将，带兵六年，积金数万两。

　　作为湘军最高统帅，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，带兵十二年，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。何况他又拥有绝对的财政权。湘军军费的发放，全靠他一支笔。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，曾国藩先后支出军费三千五百万两左右，由于没有正规的财政制度，曾国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，大笔纳入自己的腰包。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，则十多年军旅生涯，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。

　　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。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，他寄回家里的钱，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。从军之后，他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，大率在一百两之数，低于他清苦的京官时期。

　　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他出山带兵时所发的那个“不靠当官发财”的誓言。曾国藩在家信中这样说：“余在外未付银寄家，实因初出之时，默立此誓，又于发州县信中，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，明不欲自欺之志。”

　　当然，发誓在军中“不要钱”，并不只是为了保持个人的清名，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。只有立定“不要钱、不怕死”之志向，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。

　　那么，曾国藩自己的合法工资，都用到哪了呢？

　　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。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，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：“余有浙盐赢馀万五千两在江省，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，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。”

　　第二个方向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。家信中有多次记载，他宁肯把收入捐给战区灾民，也不送回家。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，他居乡期间，曾指示弟弟曾国荃，在应酬及救济绅士百姓上，要放手花钱。

　　宁可把大量钱财用于施舍他人，也不寄回家里，除了不靠做官发财之誓言外，曾国藩还有更深入的考虑。

　　曾国藩有一个独特的金钱观：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子孙的发展。

　　咸丰九年日记中记载，他与左宗棠聊天，左氏言：“收积银钱货物，固无益于子孙，即收积书籍字画，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。”这正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，所以他评价此语为“见道之语”。他从自身经验总结出，大富之家并非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。他曾在家信中说：“凡世家子弟，衣食起居，无一不与寒士相同，庶可以成大器。若沾染富贵气习，则难望有成。”他说他决不“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，盖儿子若贤，则不靠宦囊，亦能自觅衣饭；儿子若不肖，多积一钱，渠将多造一孽，后来淫依作恶，必且大玷家声。”

　　所以，他不多寄银钱回家，也是担心家风因此而坏。他在家信中说得很明白：“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，总恐老辈失之奢，后辈失之骄，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。”

　　这一思想是曾国藩教育观念的一贯基础。所以他在给曾国潢、曾纪泽的家信中，对后代的生活作风反复絮言。

　　然而曾国潢对曾国藩的这些话，执行得并不到位，曾国潢自认为作为湘乡“第一乡绅”，他生活已经十分节俭了，但在曾国藩看来，他在许多地方浪费了银财。咸丰六年三月，曾国潢因事在省城向李仲云家借银二百两，事后希望曾国藩代为偿还。

　　曾国藩写信拒绝，要求家中卖地偿还此项：“前三月间，澄弟在长沙兑李仲云家银二百两，刻下营中实无银可拨，只得仍在家中筹还。前年所买衡阳王家洲之田可仍卖出，以田价偿李家之债可也。”

　　因为这件事，再加上前年衡阳买田的旧账，曾国藩对曾国潢十分不满，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曾国潢的信中说了十分重的话：“澄弟与我湘潭一别之后，已若漠然不复相关，而前年买衡阳之田，今年兑李家之银，余皆不以为然。以后余之儿女婚嫁等事，弟尽可不必代管。千万千万！”